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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汤山非典医院大量药品已过期 如何处理成难题
http://www.100md.com 2013年2月6日
     2009年11月04日 01:42中国经济周刊

    在“甲流” 肆虐的秋天,记者因偶然原因路过昔日的小汤山非典医院,竟然发现尚有大量的抗非典药品、物资沉睡在一间间库房内,而且其中大部分药品已经过期?

    小汤山非典医院剩余药品物资寻踪

  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 汪孝宗/北京报道

    当“甲流”这个新词越来越耳熟能详的时候,“非典”也离公众越来越远。

    北京市小汤山镇,这个素有“温泉古镇”之美称的京北重镇,因为6年前“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”(下称“小汤山非典医院”)的存在,一夜间让世界知晓。

    如今,肆虐一时的“非典”似乎已成往事。这里留下了为人们所传颂、历久弥坚的“小汤山精神”,也留下了“非典医院”,以及大量抗击非典时遗留下的物资、药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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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非典医院”的大量药品已过期

    “7天7夜”奇迹般建成的小汤山非典医院今何在?

    10月23日,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驱车前往小汤山非典医院。透过门框略显模糊的玻璃,记者看到医院早已人去屋空,除了院子里的灌木和杂草,这里看不到任何生机与生气。

    这里被一圈围墙包围得严严实实,仅供进出的两个门,早已被锈迹斑斑的铁锁“锁死”,看样子是许久没有打开过。

    在小汤山非典医院前面的围墙外,一排数十间临时板房搭建的临时库房静静地伫立着。有的窗户玻璃已经破碎,有的门框开始松动,墙上一行“××局为抗击‘非典’作贡献”的标语仍然清晰可见。

    板房内,堆放着各地捐赠的抗“非典”物资和药品。

    在其中一间板房内,一箱一箱的“板蓝根颗粒”在杂乱地堆放着,上面清楚地打着“广东省医药行业协会向北京小汤山医院捐赠医药品”字样,它们依然完好无损,甚至包装带还紧紧地捆绑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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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通过查阅相关资料,记者了解到“板蓝根颗粒”这类药品的有效期一般只有2年。显然,即使“板蓝根颗粒”是2003年 “非典时期”生产的,距今已足有6年时间,肯定早已“过期”或“失效”。

    在另一间板房内, “中国医药对外贸易公司及销售公司”捐赠的、数量不少的抗非典药品“新状泰”(注射用胸腺肽)整齐地靠墙码放着。上面清楚地标明“生产日期”是“2003年3月16日”,“有效期至2004年9月”。

    在这排板房的最东面,记者看到了“辽宁省政府捐赠”的口罩、防护服等堆满了整个房间。毗邻的一间房内,里面堆放着大量“一次性防护服”,有的已经拆封,还有几件裸露在外,上面落满了灰尘,屋内弥漫着一股霉味。

    在其它一些板房内,记者看到了口炎清颗粒、鱼腥草注射液、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、应急食品水等大批量的抗非典药物。由于时间放置太久,它们大都早已过期或失效,根本就没有再次使用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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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些大量的普通抗菌消炎、清热解毒之类的药品,完全可以用来治疗感冒等常见病症。为什么不捐赠给其他医院,用来救治那些患病的贫困人群?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,不必要的浪费。

    10月23日,记者电话采访了小汤山非典医院现在的主管机构——北京市卫生局。该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士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是作为应急医院建设的,具有临时医院的性质,也是一个临时机构,“非典”一结束就已经解散,就不再存在了。

    随后,记者采访了现为小汤山医院的党办主任张大同。

    他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当时,小汤山非典医院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运转方式——北京市负责建设和后勤保障,解放军总后勤部从全军抽调医护人员负责医疗并进行内部的管理。“非典”结束后,解放军医护人员全部撤离,医院便自行解散,只留下北京武警总队某部负责执勤看守医院及医疗设备、剩余物资和药品。他们撤离后,由小汤山医院的保安负责看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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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对于为什么小汤山非典医院遗留下来的大量剩余医用物资、药品没有处理,张大同表示,这要去问相关部门和北京武警总队,因为这些医用物资、药品都是他们负责管理和使用的。

    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和媒体报道得知,在整个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,北京市政府来负责建设和后勤保障,军队方面来进行内部的管理。

    在2003年4月26日,有关部门将医院封控的任务交给了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285名官兵。4月28日,由某部副参谋长率队,285名官兵迅速进驻小汤山非典医院并投入执勤。

    随着6月20日最后一名非典患者康复出院,285名官兵圆满完成了封控小汤山非典医院的任务。不久,他们陆续撤离,只留下少数人员执勤看守医院和剩余物资,这些留守人员的具体撤离时间便无从查阅。

    “当时,我们小汤山医院只负责给非典定点医院提供后勤服务,并没有参与医疗和管理。而且,当时参与后勤服务的医院相关人员大都已经调离,我是‘非典’以后从外单位调过来的,对具体情况并不是太了解。”张大同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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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记者随后试图联系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原负责人和捐赠单位,但未获成功。

    “医用物资、药品”来自哪里?

    在小汤山非典医院未投入使用时,当时正在国防大学进修的原北京军区卫生部部长、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临危受命,2003年4月临时出任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。医院投入使用后,他向媒体公开表示,医院各种药品器材的供应量充足,至少能满足1000张床位的病人一个半月的使用。

    事实上,小汤山非典医院在“非典”期间,先后收治了北京市60家医院转入的14批共680名“非典”患者,动用了850张,还有100多张床位没派上用场;同时,大部分患者先后都分批治愈后出院,几乎很少有治疗一个半月的,因而有大量抗非典医用物资和药品剩余。

    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医疗指挥中心成员、北京协和医院ICU专家杜斌博士说,“小汤山非典医院对提高收治率、隔离传染源、提高抢救成功率、分级分类管理病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这个作用是任何一个定点医院都无法替代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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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据媒体当时报道,为保持小汤山非典医院的正常运转,相关部门制定了一个包括390种西药、76种中药共计近2000个剂型规格的庞大而复杂的药品保障计划,完成了价值9000万元的药品器材超常规采购,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。

    当时,小汤山物资、药品的筹措得到了多方大力支持。

    解放军总后司令部紧急协调总后各业务部门行动,总后财务部迅速协调拨款,开设专用账号,为物资采购提供经费保证;15个品种46000件医用隔离衣裤、被褥、口罩,总后军需部3天就组织工厂生产和调拨完成;30万米做口罩的纱布要从西安调运,总后军交运输部从调拨车皮到医院收货仅用3天……

    总后有关部门开通战时卫勤保障系统,一个月内共向病区成功保障了979万元的药品,其中针剂4万多支,液体12000多瓶。

    此外,用7天7夜的时间,医药集团、纺织控股公司、同仁堂集团等北京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生产、组织、调运的130余种、1300多万元的物资全部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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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2003年5月2日,小汤山非典医院接收患者的第二天,北京市及中直机关就给白衣战士送上诚挚的问候及各类捐赠。随后,各机构捐赠药品价值达600多万元。

    过期药品将如何处理?

    当最后一批康复患者、医护人员从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撤离后,2003年6月21日,小汤山非典医院洗消科技术人员对病区进行了全面消毒后,该院隔离病区即全部关闭。22日小汤山非典医院正式被北京市政府接管。

    然而,“完成历史使命”的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去留“却成难题”。实际上,关于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去留问题,在当时已经讨论很久,各方意见并不一致。

    早在2003年6月16日,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举行会议上就进行过激烈讨论。会议初步决定,这所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临时传染病医院,作为北京市预防非典疫情反弹的收治基地还需保留一段时间。而且所有医疗设备也不会撤除,一旦疫情有反复,医院还将作为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,立即投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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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一“初步决定”延续至今。于是,当年令世人瞩目的小汤山非典医院,现在成了围墙内的一片“无人区”,医院临时库房里仍然留存大量的药品和医用物资。而如何处理这些早已过期或失效的药品,而且不给周围环境带来威胁,成为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    药品监督部门明确规定:“药品有着严格的储存条件要求和有效期规定,过期后必须销毁,不能挪作他用。捐赠的药品和防护用品等若不能有效地用于临床,不但要付出较高的管理成本,还存在过期无法使用的隐患,势必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。”

    在一个风景优美的疗养院堆放着大量过期或失效的药品,无论如何,都让人觉得不是一件好事情。当初那些热心捐助小汤山的人们或许没有想到,他们捐赠的医用物资、药品有一天会变成难以处理的医疗垃圾。

    杭州曾经的非典隔离区“在水一方”公寓:十年守望

    浙江日报讯 杭州上城区望江街道“在水一方”公寓,找起来并不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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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楼大厅里,还挂着一幅非典时期的照片。图上,一扇大铁门里,六七个居民手持着鲜花向外招手。那个时候的韩萌芽,44岁,站在最中间,大口罩蒙住了口鼻,眼里还有笑意。

    照片下面,有这么一句话——非典使我们被隔离,隔离使我们更亲近。这大概就是他们的领悟吧。

    2003年4月20日,“在水一方”1号楼,曾因非典被隔离的居民小区,也成为杭州人守望相助、抗击非典的地标式建筑。

    将近9年零6个月过去了,记者日前再次来到这里。

    “那些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体验,一天胜过十年。”42岁的牟晓军深有体会,他的家依然住在19楼,就在那位曾经的非典患者家隔壁。

    76户家庭,202个人,被隔离在一栋大楼里13天。突然而至的未知恐惧,那是非典给他带来的第一感觉。有过茫然、混乱,然而很快是冷静、自救和关怀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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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作为当年杭州的隔离点,“在水一方”的故事被传诵过无数遍:有人发出第一封“公开信”,号召居民们团结起来,共渡难关,他叫牟晓军;有人第一个用电话建立了与外界交流的平台,他叫应晓昂;有人把每天的故事写成12篇日记,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回忆,他叫马杰……

    更多的人,贡献力量携手互助,合力组建了一张井然有序的自治网。“面临危机,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和豁达,是新时代市民精神的升华。”解除隔离的那天,媒体这样评价“在水一方”。

    守望相助的精神,10年来一直在延续。非典过后,居民自发成立了楼道邻里互助会,成了登记注册的民间互助组织,牟晓军当上了会长和党委书记。

    最早,互助会成员只有8个人,以隔离时期楼内自救会成员为主。牟晓军说,非典到现在,楼内住户新换的有近三分之一,但互助会却越来越大,已经有200多人,并且,“不只是‘在水一方’的住户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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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2004年7月,互助会和杭州望江街道共同创办一家老年公寓,有50多张床位。“非典时大家帮助我们,危机过后,我们也应该回报社会。”牟晓军说,他们对这个养老院的定位是:“社区沟通交流平台”。年轻人可以来坐坐,听老人讲讲人生经验;老人也能听年轻人讲讲外面的变化。除了专业护理工作外,社区居民都可以用自己的特长为养老院做点事。

    这几年,由“互助会”居民股东出资,他们还陆续涉足更多领域。眼下,牟晓军任董事长的杭州在水一方养老服务集团旗下,已有9个老年公寓、5个居家养老服务站以及1个养老服务的科研中心。此外,他们还办起了自己的物业管理公司,首先把自己的小区管起来。

    在牟晓军看来,这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“经济发展得再快,家总是最温暖的,社区有其特有的亲和力,给人们带来归属感。非典虽然早已过去,但社区互助精神却一直延续下来。”

    于是,韩萌芽有了一个特别的头衔,“在水一方”业委会自管中心负责人。两年前,这幢公寓开启了自治自管的模式,全体业主参与小区的事务决策和财务监督。在一楼的大厅里,公示着今年上半年自管中心的收支表,记者注意到,1号楼的物业费收缴率有93%。

    10年来,挺过了危机的“在水一方”居民,变得更坚强、更团结,已经亲如一家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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